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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题：金融视角·聚焦2026年两会
原标题：乘势而上|专访田轩：金融服务科技，需要制度包容与耐心资本的双重发力
“科技金融”成为今年全国两会的热词之一。2026年 *** 工作报告中提出，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。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，以科技金融支持创新创造。
在此之前“十五五”规划建议中，“加快建设金融强国”首次写入五年规划。科技金融作为金融“五篇大文章”之首，其重要性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。
如何让金融真正赋能科技创新，构建科技、金融、产业的良性循环闭环？在全国两会期间，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、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田轩。
田轩认为，相比“十四五”，“十五五” 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逻辑已从 “科技服务金融” 的金融科技，全面转向 “金融服务科技” 的科技金融。这一转变不仅需要资本市场改革的持续深化，更需要制度包容与耐心资本的双重发力。既要通过完善商自然人破产制度等法治体系包容创新失败，又要以长期资本体系滋养早期科创，让金融真正成为科技创新的动力，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筑牢制度与资本根基。
澎湃新闻：在您看来，从“十四五”到“十五五”，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逻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？您如何看待当前的宏观环境？
田轩：“十五五”首次将“金融强国”写入五年规划建议，而科技金融正是金融强国“五篇大文章”之首。我的观察是，从“十四五”到“十五五”，科技与金融的关系发生了本质性转变：此前我们更多强调的是金融科技，而在金融强国建设及“十五五”规划中，重点转向了科技金融。两个词看似只是顺序调整，但其背后的内涵与逻辑已发生深刻变化。
金融科技的核心是金融，强调运用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区块链等技术手段赋能金融，支持金融机构创新、提升运营效率、服务长尾客户等，本质是科技服务金融业态。
而科技金融的核心则转向了科技，强调以金融工具、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赋能科技创新全流程，本质是金融资源向科技领域倾斜的服务导向。
我认为，这正是从“十四五”到“十五五”，从“金融科技”到“科技金融”转变的最本质逻辑。
当前，我国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大环境已非常清晰，中央高度重视。自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科技金融以来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、中央政治局会议，2024年、2025年相关部署，以及今年 *** 工作报告，均反复强调以金融支持科技创新。总书记多次指出，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。
面向“十五五”未来五年，我们要进一步发挥金融作用，重点支撑科技创新，特别是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，真正实现始于科技、成于金融、兴于产业，构建起科技、金融、产业的良性循环与铁三角闭环。
澎湃新闻：作为全国人大代表，今年您带来了哪些和科技金融相关的建议？
田轩：今年我提交的5项代表建议中，有3项聚焦资本市场改革，均与创新创业、科技发展紧密相关。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，大量从0到1的颠覆性、原始性创新，主要由小微企业与初创企业完成。但初创企业面临的创业风险极高、失败率居高不下，最终成长为独角兽企业的比例极低，我们很难从海量创业尝试中精准预判并筛选出少数成功者。基于此，我围绕激发企业家精神、激励创新创业提出一项核心建议：优化完善我国企业破产法，建立健全商自然人破产制度。
“商自然人”是法律概念，通俗来讲即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经营性主体的自然人投资者，主要包括个体工商户、个人独资企业及合伙企业的出资人、创始人等。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，公司法及企业破产法主要解决企业法人的破产清算与重整问题，但对于商自然人的破产保护尚缺乏专门规定。
颠覆性创新试错成本高、市场风险大，创业失败是常态。我们既要看到成功的独角兽企业，更要正视大量创业主体在创新过程中遭遇的经营困境。要真正激励创新，就必须以制度包容失败、善待创业者。
当前我国企业破产制度仍存在短板，在科技创新创业领域尤为突出。不少创业者因对赌协议、融资担保等条款，需要对企业债务承担个人无限连带责任。这些创业者并非恶意逃废债，没有侵占挥霍投资资金，而是全心投入创业，最终因市场波动、行业周期等客观风险遭遇失败，属于“诚实而不幸”的创业者。
他们创业失败后，往往陷入长期债务危机，甚至被限制消费、影响正常生活，难以卸下包袱重新出发。而学术研究与实践经验表明，多数顶尖独角兽企业家都是连续创业者，正是在多次试错中积累经验、走向成功。
值得欣喜的是，我国一些地方现在已经开展有益探索。2021年，深圳出台我国首部个人破产地方性法规；2025年11月，厦门成为全国第二个实施个人破产地方立法的城市，为全国层面制度完善积累了实践经验。
为此，我建议在我国企业破产法中增设专章，系统完善商自然人破产制度，在债务责任界定、财产豁免安排、债务余额处理、创业者信用修复等方面作出明确制度安排，让“诚实而不幸”的创业者能够重新回归正常经济生活、安心开展二次创业，以制度兜底激发企业家精神，为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。
澎湃新闻：您深耕资本市场研究多年，接触的创业者、企业家众多。据您观察，深圳、厦门的相关试点效果怎样呢？
田轩：我身边也有一些例子，能够证明这项制度的实施效果比较显著，确实为科技创新发展作出积极贡献。它能够帮助创业者重新回归正常经济生活，卸下沉重的债务包袱，实现资源优化整合，为他们安心开展二次创业提供坚实支撑。这些制度的核心目的，在于保障创业者合法权益、维护企业正当利益、规范市场秩序，同时为广大创业者稳定信心、稳定预期，真正起到“稳定军心”的作用，从根本上激发全社会的创业热情与创新活力。
澎湃新闻：您多次呼吁建立“个人破产法”，也一直强调支持创新首先要“对人包容”。在中国文化背景下，我们如何从社会观念和投资评价体系上，真正接纳那些“孤僻、疯狂”但极具创新力的创业者？
田轩：社会观念是慢变量，和历史文化、传统认知紧密相关，很难在短期内改变，需要长期引导。通过宣传和身边案例，慢慢营造鼓励创新、包容失败的社会氛围。
但更关键的是从立法和金融两端发力。立法上，就是前面提到的商自然人破产制度，从法律上包容那些努力过、但不幸失败的创业者。
金融上，则要落实中央倡导的耐心资本。目前国内风险投资基金平均存续期是5到7年，约为美国10到12年的一半。期限约束导致资本很难做到投早、投小、投长期科技。
因此我建议，延长风险投资基金存续期，同时鼓励养老基金、保险资金等追求长期稳定回报的机构资金入市。这才能真正形成耐心资本池，支持早期、小型、长期的科创项目。
澎湃新闻：您曾提出了一个观点，支持科技创新既需要“更加包容”的一级市场，也需要一个“不太积极”的二级市场。这个组合拳的逻辑是什么？
田轩：我刚才提到的包容性一级市场，核心就是长期资本的供给；而当前二级市场整体偏短期化，更多是“短钱”主导，包容度相对不足。我们要为企业高管、核心创新团队营造宽松环境，让企业能心无旁骛做长期创新。
企业一旦上市，就站在了聚光灯下：监管部门、各类投资者、市场机构、做空力量，以及媒体和自媒体都会高度关注。有时一篇简短的分析舆情，就可能引发股价剧烈波动，给企业带来巨大短期压力。
作为公众公司，严格监管、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是完全必要的。但对于科技创新企业而言，过度的短期关注和业绩压力，会迫使企业聚焦短期目标，难以沉下心做长期、硬核的科技创新。这也是不少高创新活力企业，选择暂不上市或采用其他融资路径的重要原因。
对此我国也有制度探索，目前科创板、创业板已引入同股不同权（AB股）制度安排，通过制度设计，保护企业管理层和核心团队的控制权，让他们免受短期资本干扰，专注长期创新。
我所提倡的更具包容性的二级市场，本质是减少短期投机性波动对创新的干扰；加上前面提到的以长期资本为核心的包容性一级市场，两者结合才能更好平衡各方需求，真正鼓励科技创新、发展新质生产力。
澎湃新闻：创新需要长周期、高容忍、强耐心的资本。面对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，您认为当前我国整体金融环境需要补齐的短板是什么？
田轩：我始终主张应该大力发展直接融资，这一判断也得到了我们学术研究的充分印证。科技创新周期长、不确定性大，恰恰需要具备长期耐心的资本支持。
融资主要分为股权融资与债务融资两类模式。股权融资收益不设上限，投资者可与企业共享创新成功的成长红利，天然适配科技创新高风险、高回报的特征；而债务融资以还本付息为核心，债权人收益相对固定且有上限，因此信贷资金天然偏好现金流稳定、风险可控的成熟经营主体。
我国金融体系长期以间接融资为主导，银行体系集中了大部分金融资产，这种结构与支持科技创新、发展新质生产力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要求存在适配差距。
从场景匹配度看，股权类直接融资更适合支持从0到1的颠覆性创新；而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，更适合现金流稳定、已进入规模化扩张阶段（从1到100乃至更大规模）的成熟企业。
因此，要真正支持科技创新，必须大力发展直接融资，重点做强股权一级市场、完善二级市场，同步优化债券市场，构建与科技创新相适配的现代金融体系。
澎湃新闻：银行如何转型，适配创新的风险特征？
田轩：首先要明确市场定位。正如我此前所说，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，更适配盈利稳定、风险可控、已实现规模化经营的企业；即便这类企业属于科技型，也主要处于从1到100、乃至规模化扩张的发展阶段，此时间接融资能够发挥重要支撑作用。
而在科技创新从0到1的原始突破阶段，股权融资、直接投资则能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。
当前，国内不少银行借鉴国际成熟经验，积极开展股贷联动、投贷联动模式探索，推动自身转型适配科创融资需求。这是金融支持科技创新、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有益实践，相关探索具有积极意义。
澎湃新闻：作为企业而言，CVC（企业风险投资）应该如何避免同质化，真正投向前沿硬科技？
田轩：CVC是耐心资本体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。学术研究也证实，CVC是典型的耐心资本，其投资项目在上市后的创新数量与质量，显著优于传统风险投资项目。核心逻辑在于，CVC并不以单一财务回报为目标。
传统风险投资更侧重短期财务收益，而CVC更注重长期产业培育与战略协同，追求和被投企业形成深度、长效的合作关系。
对于CVC如何避免投资同质化，我认为，企业开展CVC投资，本质是服务自身战略布局。只要企业自身主营业务具备差异化竞争力，其围绕上下游产业链展开的投资，自然会形成不同的投资重点，从而有效避免同质化。
优质项目受到资本追捧是市场常态，也是良性竞争现象。从市场角度看，资金向优质机构、优质项目集中，本身也有利于提升市场效率。
对企业而言，开展CVC投资应聚焦主业、理性布局，不盲目跟风。围绕自身核心业务进行产业链投资，既能与被投企业建立紧密合作，也能通过母公司为被投企业提供技术、资源、场景等全方位赋能；反过来，被投企业的成长也能反哺母公司主业升级，最终实现1+1＞2的战略协同效应。
澎湃新闻：我注意到，您曾有个研究发现，过多的金融分析师追踪和过高的股票流动性反而会抑制企业创新。这个学术结论，对于当下正在上市或已上市的科创企业有何启示？
田轩：我先说明一下，我早期研究采用的是美国资本市场数据。美国是全球规模更大、体系最成熟的金融市场，其市场环境与我国存在显著的客观差异。
基于美国市场的学术研究显示：过多的分析师跟踪，会给上市公司带来巨大的短期业绩压力；而过高的股票流动性，则容易引来“门口的野蛮人”、引发恶意收购，追求短期收益的机构和个人投资者会放大企业短期压力，最终不利于企业长期创新。
但这一结论仅适用于美国市场场景，不能直接套用到我国资本市场。
近期我和团队基于中国本土数据，就同一问题做了最新实证研究，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：
当前我国资本市场仍有较大完善空间，适度加大股票流动性，可以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、激发经营活力，进而增强企业创新动力。
2004年股权分置改革就是典型例证：改革前，A股约三分之二股份无法流通；改革通过对价安排实现非流通股可流通，大幅提升了市场流动性，对企业创新发展形成了有力支撑。
同时，我国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相对突出，适度增加分析师跟踪覆盖，能够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、降低融资成本，对科技创新同样具有正向作用。
由此可见，学术研究必须因地制宜，中美市场环境不同，结论不能生搬硬套。
股票流动性与企业创新、分析师跟踪与企业创新之间，并非简单线性关系，而是非线性的阈值关系。在流动性偏低、信息不对称较严重的市场，提升流动性、增加分析师跟踪，会显著促进创新；当流动性、分析师跟踪超过一定阈值后，负面效应会占据主导。流动性过剩易催生资产泡沫，过度的分析师跟踪会加剧短期业绩压力，最终抑制创新。
两项研究结论看似相反，实则反映的是不同市场发展阶段的客观规律。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政策制定，都必须立足本土实际，不直接照搬境外结论。
澎湃新闻：基于上述研究成果，您有怎样的建议？
田轩：当前我国资本市场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，其核心定位是服务实体经济、激励企业科技创新。
科创板与创业板作为资本市场支持科创的重要板块，作用尤为关键。我们应持续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，补齐发展短板，比如强化信息披露监管，着力降低市场信息不对称，这对企业降低融资成本至关重要。
同时，要进一步完善发行、退市、并购重组、持续监管等全链条交易制度，这些领域仍有较大优化空间。以并购重组为例，通过制度改革，一方面可以助力优质早期企业借助市场化并购实现发展升级；另一方面也能推动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优化资源配置，实现1+1＞2的协同效应，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、服务科技创新的作用。这也为当前资本市场改革，尤其是科创板、创业板的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启示。
对于企业经营者而言，需要具备相应的商业敏感性。我认为，企业经营者要善用上市平台，扎实做好信息披露、提升公司治理水平，减少委托 *** 问题，平衡好大股东、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权益关系。更重要的是，要坚守主业、夯实经营基本面，这对企业长远发展至关重要。只有做强主业、提升业绩，才能带动公司股价稳健运行，真正为投资者创造价值。
投资者以真金白银投入企业，为其提供合理回报是企业的应尽责任。优质上市公司更应摒弃盲目跟风心态，通过适时分红、股份回购等方式积极回馈股东，形成投融资良性循环，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。
澎湃新闻：对于2026年的科技金融与资本市场，您有怎样的期待？
田轩：2026年是“十五五”规划开局之年，是至关重要的一年。当前我国资本市场整体运行平稳，短期虽可能受外部冲击出现阶段性回调，但长期发展仍取决于经济基本面。2024年“9·24”资本市场新政落地以来，叠加央行流动性管理等配套举措，资本市场价值发现功能持续有效发挥，2025年市场整体呈现上行态势，期待2026年资本市场能够延续稳健向好的慢牛格局。
同时，期待科创板、创业板、北交所及场外市场加快体制机制优化，充分释放多层次资本市场功能，更好支持科技创新企业通过挂牌、上市等融资方式深耕技术研发，助力落实“十五五”规划部署，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。